2024年是女性電影元年。
我們鼓掌，是因為女性創作者終于上桌吃飯，不僅上桌，還要伸筷子吃肉。
但任何文藝作品都不是絕對正確完美的。
正因為我們對女性作品有飽滿的期待，才會以一部電影的角度去探討《好東西》。
《好東西》好不好？當然好。具體有多好，已經在各類媒體的標題里刷屏太多次了。
好到它終結了一切舊電影的形式，具有劃時代的革命意義，邵藝輝導演在某種程度上被捧成了中國電影的天降奇才。
但如果你要問這部電影講了什么故事，那確實很難總結，因為故事不是這部電影的敘事焦點。
它更多呈現的是“一群人的新型生活方式”，這種生活方式美好溫暖，近似母系社會，有一條評價是“回到了子宮里一樣安詳”。
單親媽媽王鐵梅是一名公眾號編輯，她曾經是南方系的調查記者，紙媒隕落后變成了我們的同行。
她的女兒叫王茉莉，一個在“非雞娃環境下”自由成長的上海小學生，和母親一樣喜歡寫作。
母女二人搬到了上海著名的“巨富長”梧桐區老洋房租住，認識了鄰居小葉，小葉是一個樂團主唱。在三位女性之間，形成了跨越年齡的親密情誼，構成了最小單位的共產主義。
在女性之外，還有承擔不同工具屬性的男性。
王鐵梅的前夫與育兒搭子，是一個弱勢的男人，一個芭比世界里的“肯”，和王鐵梅離婚后惡補女性主義理論大詞，實際工作是滴滴司機。王鐵梅的未轉正男友小馬，是小葉樂團的鼓手，有戀母情結，總是迷戀比他年長的女性。小葉有一位炮友胡醫生，是Tinder軟件上最常見的一款精英男，拒絕進入長期親密關系。
電影的優點直截了當地擺在桌面：女本位。
女主角，女人的生活，女人的視角。
這是在電影史上少有的女性群像主導的電影。沒有油膩的從頭到腳的打量，只有女性之間平等的對視。
就像王鐵梅看到實習生的衣服，先質問一句“你這穿的啥”，下一句就是預期違背的“鏈接發我”。看到女孩痛經喝紅糖水，她指出要吃止痛藥才管用。邵藝輝打造了一個夢幻真空地帶，反駁了一切對女性情誼的污名化，一腳踢翻了那些針對女性包裹的糖衣毒藥。
在角落與細節里，都藏著女性友好的證明。
電影開頭的搬家公司叫做“袋鼠媽媽”，搬家工人也是女性，一上來就顛覆了普通人對體力活的印象。
在整部電影里，兩位女演員都沒有穿過高跟鞋，她們全程都踩著舒適的球鞋，經常穿著大T恤，在某種程度上奪回了不需要性感的權利。
如果你還記得演員鐘楚曦出道作品《芳華》的鏡頭，就會明白男性凝視與女性凝視的區別，前者盯著她的大腿根，后者卻能對準她沒化妝的眼睛。
電影里還藏著各式各樣的女性口號，包括且不限于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周邊，"I'm a feminist"的T恤，以及“如果你看到了我衣服下的乳頭，那是因為我長了它們”。
全片最有力量的片段，是一段聲音與女性隱形家務勞動的蒙太奇。
小葉給茉莉聽了各種各樣的聲音：下暴雨是鐵梅在煎雞蛋，龍卷風是鐵梅用吸塵器打掃衛生，鋸木頭是鐵梅榨果汁，摘菜是熊貓啃竹子，煮粥是巖漿涌動。
大自然即是母親為你創造的世界，非常美妙，這也是這部電影的黃金兩分鐘。
最出圈的喜劇場面，是那段詼諧的飯桌戲，前夫和小馬展開一段以女性為中心的雄競運動。
前夫引經據典，一句“你讀過幾本上野千鶴子”，逗笑了一線城市的觀眾們。
這些議題都是當下社交網絡正在發生的事，話趕著話，臺詞催著臺詞，看完這幕戲仿佛剛剛從一段激烈的微博爭吵中逃離出來。
前夫這個冠名“女權表演藝術家”的角色，許多男演員都拒絕出演了，趙又廷覺得這個角色很像《芭比》里的“肯”，于是欣然接受。以至于臺詞里的“我都要為你結扎了”，讓他目前仍然還在被一部分網友沖塔。
邵藝輝在采訪中也承認，前夫和小馬，是她根據個人喜好口味虛構出來的男性角色，畢竟在現實生活中，哪怕在北京上海，也很難見到如此坦然承認“性別紅利”的男性。
比起這兩個男性角色的虛浮，反而是小葉的炮友小胡更真實，甚至選角的貼合度之高，讓人不禁產生恐怖谷效應，仿佛所有滬上金融男都有了具體的面孔。
小胡在Tinder上的名字非常典型，叫Richard，備注是“Not into LTR”（不進入長期親密關系）。現實中的小胡們，還會備注自己“for fun”“享受短期關系”，興趣愛好是滑雪潛水威士忌——比起前夫和小馬，這個“無責任男性”角色反而是一線城市社交軟件上最常見、最普遍、最躲不掉的類型。
就連他們在床上表演著自己“愛無能”“感情障礙”的樣子，都沿用了一套都市快餐男女關系的經典模版。一句“愛我便是”，讓觀眾席上多少帶著小胡們看電影的女孩尷尬偷笑。
除了小胡之外，我還記住了只出鏡了幾次的王茉莉的語文老師。
邵藝輝也打破了關于女老師的邪惡印象，讓這位年輕老師“煥然一新”。當小男孩張家新表演起來“我要告老師”的固定節目時，老師反問的話是“誰教你的舉報？”
在當下的大環境，這句話已經足夠有力量。
就連慣常出現的邪惡女配，在這里也換成了一個小男孩。邵藝輝曾經在采訪中提到，這個設定就是為了消解大眾印象中“女性善妒”的標簽：一個男孩也可能無端嫉妒一個優秀的人。
高飽和高密度的臺詞，幾乎每一句都在性別問題和社會熱點上蹦迪——
我正直勇敢有閱讀量，我有什么可憐的？
我都跟父權決裂了我還是loser嗎？
這個世界上哪個事不比男的重要？
回憶過去是油膩的開始。
快車太臭了，除非是女司機。
可是為什么都要做得很好呢，裁判是誰？
正是因為我們足夠樂觀和自信，我們才能直面悲劇。
豆瓣評分喜迎9.1，形勢一片大好，而另一邊不出所料，虎撲迎來了一片破防之音。
最常見的高贊評論，是把《好東西》的臺詞的性別互換一下，證明這個電影“終極辱男仇男”。
有趣的是，這些讓虎撲男孩破防的臺詞，之所以這么寫，就是因為導演要一次性反駁幾千年來濃縮的對女性的惡意。
可以冷靜想一下：這或許是女性第一次這么說話，但卻不是男性第一次這么說話了。
女人從客體變成了主語和動詞，而向來站在舞臺中心的男性，變成了這部女性電影里的介詞。
邵藝輝在采訪里說了許多次，這三位男性人物沒有自己的名字。
前夫就叫前夫，沒有姓，小馬是因為馬是一種性感的動物，小胡是因為他胡說八道。
這是對千百年來剝奪女性姓名，讓她們以王氏李氏張氏的代號離開世界的一次全部清算，也是導演對歷史不滿的一次性反駁：用同樣的方式，去剝奪他們的東西。
失權的滋味，貓跟你都想了解。
正因為有期待，才會有落差。
邵藝輝在《愛情神話》時呈現的靈動和自然，在《好東西》里變成了刻板和網感，就像能寫出一本長篇小說的作家，突然寫了一篇10萬+爆款公眾號。
《愛情神話》的精妙之處，在于鏡頭語言，在于人物互動的巧妙。
角色之間像在共同揉一塊面，推過來再拉過去，輕松、靈動又讓人會心一笑，那些中年男女真實的尷尬和局促，都是生活本身的紋理，邵藝輝把漫不經心的閑筆變成了妙筆，在即將滑向做作的邊緣，又能用巧勁拉回來。
而創作者的靈氣與表達，并沒有留給《好東西》。
《愛情神話》里閑庭信步的飯桌戲，到了《好東西》里變成了前夫瘋狂往嘴里塞的那把大蒜：太急了。詼諧有了，場面調度卻差了，這頓飯他們吃得難受，作為觀眾的我看得也燒心。
曾經細致入微的生活體察，在《好東西》變成了美好精致的vlog片段，一種進步主義生活方式的宣講和展演。《愛情神話》是真正的輕盈，《好東西》倒顯得比前作刻板保守。
創作者想說的話太多了，一股腦塞進嘴里，以至于沒有給觀眾留下喘息的氣口，演員們已經盡力把金句文案內化成一句臺詞，但仍然有一種趕進度把臺詞說完的尷尬節奏。
整部電影像一個憋了太久沒說話的人，密集快速地輸出了兩個小時社會熱點：月經羞恥、家暴、原生家庭、公共舉報、男女平等、田園女拳。氣勢如虹，排山倒海，瞄準觀眾的胳肢窩，高頻率猛撓不止，
這就導致《好東西》變成一場網絡段子集錦。一線城市中產與進步青年們，把自己平時聽的博客，看的脫口秀，讀的公眾號，點贊的微博，共同熔化在一口大鍋里。人物接二連三登場，比拼誰的金句更能在小紅書上被做成截圖點贊。
電影不斷地宣告，我們要打倒父權制，我們要奪回主體性，我們不要玩他們的游戲了。
可是口號喊完了，便沒有然后了。
一部電影需要的是有來有回的臺詞，而不是爆款文案。
優秀的電影，角色不需要對著觀眾喊話，只需要沉浸在ta的故事里，與電影里的其他角色展開對話就足夠。
為了議題的醋，愣是包了一桌餃子。最可惜的是，邵藝輝其實有能力把這些口號用鏡頭語言“拍出來”，而不是讓角色“說出來”。
王茉莉披著兒童的皮膚，實際上身體里住著邵藝輝，與王鐵梅和小葉，共同構成了邵藝輝的多重宇宙。
看上去是為了設定一個“戳破皇帝的新衣”的、“未被父權規訓過”的、具有敏銳洞察和高超文筆的天才女寶，但最終，王茉莉承擔了太多“童言無忌說教環節”，讓人在一個孩童身上看到了不合時宜的成年感。
在飯桌戲上，茉莉聽到小葉說，自己母親嫌棄自己來月經弄臟了家具，以一個小孩的視角對男性發問：
“血又不是屎，怎么會臟呢？”
“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流血，對吧？”
這種處理，你可以看作是以小孩的口吻，四兩撥千斤地給男權一個大逼斗，干得漂亮，聽懂掌聲。當然，這也可以看作是來得非常唐突的一句臺詞，更像是傾注了成年作者要表達的觀點，只不過是借小孩的嘴當作更響亮的喇叭。
茉莉問小葉：“女孩該怎么打鼓？”
小葉回答她：“你怎么打女孩就怎么打。”
這些妙語連珠的回答固然精彩，但按照茉莉的人設，她應該直接開始打，甚至不會問出這個問題。
片中許多情節的編排，都像是圍繞著一句“必須拋出來的文案”設計的，目的就是讓演員把這句臺詞大聲說出來。
于是我們來到了一場關于女性議題的自助餐。這里有性同意和AV議題，發生男女關系的時候不要撕扯女性的衣服，不要和AV學那些侮辱女性的橋段；這里有月經議題，男性直到現在還以為月經是藍色的；這里還有女性獨立議題，你不需要做到完美，只要接納自己就好，等等。
一旦犧牲了對話邏輯，犧牲了生活真實的質感，那么人物和敘事就會讓位于口號。其實一部好電影，并不需要每一句臺詞都微言大義，力拔千鈞。
《好東西》設置了目不暇接的議題陳列，讓它在某種角度更具備“傳播屬性”。人們看到，人們點贊，人們轉發。
戳中痛點是肯定的，但如果每一段高光情節都是人物的金句拋梗，也太累了，更談不上“輕盈”。
當“敘事”讓位給“議題”，那么真實感也隨之愈發模糊。
在采訪里，邵藝輝強調自己想拍的是一部女性主義童話，構建一個母系烏托邦，這是關于人類文明最文明的想象。而這個故事只會發生在自由進步的特殊實驗城市：上海。
就像有篇文章指出，《好東西》拿不下三四線搖擺州，“你讀過幾本上野千鶴子”這樣的問句，也只會出現在上海梧桐區的特定同溫層里。當議題有門檻的時候，也同樣具備了排他性。
在這座類似于芭比議會的空中樓閣里，女人和男人沒有對立，即便是男人也很可愛，也可以弱勢，也可以友善，甚至不需要任何爭議環節，就直接承認了自己的性別紅利和原罪。
但童話為什么是失真的？
因為在非一線城市的現實生活中，并不具備這樣的生活樣本與人群樣本。
賣弄女性主義的前夫，戀母情結的小馬，約炮軟件上的常駐男嘉賓小胡，這幾個男性角色在一線城市或許能找到。但是，哪怕你回到二線城市的老家，就會發現不存在這樣的男性。
同齡男性大多都生二胎了，甚至有可能用的還是“業主群鬧事專用頭像”，業余愛好是和哥們去足浴中心逛逛。你跟他們說性別紅利，且不說他們能不能聽懂了，甚至還要讓你罰酒三杯。
還有網友小心翼翼地提出現實層面的爭議點：這套梧桐區的老洋房，房租至少一萬五，她們真的能負擔得起嗎，生活成本又該如何計算？同樣的預算，為什么不住到外環？
一部分小紅書網友這樣回答：因為她們賺得多，租得起。還有人一本正經的分析起來王鐵梅和小葉的收入結構，力證“人家有錢”。
如果你看過@滬漂小Q的找房視頻就知道，多少人在上海，花800塊錢住著一套還不如哈利·波特樓梯間的房子。全國多少人的月收入，還不及王鐵梅這套老洋房月租的五分之一。
邵藝輝的回答更簡單：因為梧桐區美。
她在采訪中不斷強調，苦難敘事被重復得太多，但事實上，以中國人口基數來說，還遠遠不夠。
“比如打女人的、家暴的、強奸的，這屬于很舊的部分，很落后，不文明，這種人不值得我書寫，現代文明社會里，這樣的行為本來就是不對的，沒有必要再拍一部電影來重復它。但我也在反思，事實上，現實生活中還有大量類似的事情發生。”（邵藝輝）
如果所謂的新東西，是一種自由快樂夢幻的生活方式，其實這種敘事已經不斷在小紅書短視頻里不斷重復了，點開看看梧桐區網紅們的vlog視頻就能窺見一隅。
苦難本就是基層生活的底色，人們只不過是在這份底色上自己努力涂彩罷了。
另一種單親媽媽，另一種生活方式，另一種“女性正確人”，當然可以是對觀眾的啟發，但不足以構成有意義的建議，甚至更深一步，是否會構成對弱者的冒犯：其他人沒有過上這樣自由舒展的生活，是因為她們不夠努力，還是因為她們的命運本就如此。
在這樣一個普通階層占大多數的國家，在這樣一個父權制結構分化非常極端的國家，刻意回避苦難敘事，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偷懶和傲慢。
苦難確實不夠美，但不代表苦難不值得書寫。
在當下，苦難仍然是主要矛盾，非常遺憾，非一線城市還沒有進化到更發達的那一步。
對于一個基層女性而言，王鐵梅的自由和輕盈，或許比不上王慧玲在短視頻中教她們如何避免被父家和夫家“一女三吃”。
更高級文明的精神探索固然高明，但卻很難觸及底層婦女的真正利益。
在上海自由松弛感的土壤下面，是盤桓纏繞的資本：松弛感是一種靠錢來維護保養的奢侈品。
《好東西》和自由灑脫的王鐵梅，似乎幫助我們確認了一種邏輯，在上海，只要你有充分的資本積累，就有能力過上自由進步輕盈的生活。這場高度提純的城市景觀，終究只屬于一個群體而已，無關性別，只有階級。
就像那句被大家鼓掌鼓爛了手的臺詞：“你們快車太臭，除非女司機”。
這句話背后其實可以再思考一步，為什么有的快車很臭？會不會是因為那些為了糊口的司機睡在車上，一天可能需要工作12個小時，所以沒時間洗頭洗澡，沒時間維持體面。他們住在幾環外？他們為什么過上這種生活？在我租的房子的樓下，每天會停著許多滴滴司機過夜，他們的后備箱里什么都有。
一座先鋒自由的城市，早已為大家劃分好等級。
自由松弛的進步生活方式，屬于新媒體編輯，寫手，樂團鼓手，樂隊歌手，眼科醫生，他們交談的地點，只會在老洋房、日料店、酒吧和西餐廳；不那么進步的生活方式，屬于所有非一線城市受益者，屬于日結工和司機。
敘事的焦點被搶奪了，具體的人和故事消失了。
創作者被某種巨大崇高的“主義”裹挾著沖刺，狠狠在每一分鐘都塞滿了要表達的東西，再把這些東西由角色說出來，角色變成了面目統一的傳聲筒。
至于角色本身的人物弧光，觀眾對這些人本身的經歷并不感興趣，只對她們說出的幾句臺詞充滿激情。男男女女在價值觀的接力跑比賽里，快速傳遞著接力棒。
正確的人物不會讓人感動，只會讓人瘋狂。
創作者如何塑造出一個鮮活的女性？
我們能夠看到，她有什么不堪的欲望，她有什么難以啟齒的癥結，她經歷了怎樣復雜的困境。
但王鐵梅永遠正確，就像她站在代步車上驅趕猥瑣男一樣，如偉人般屹立在那里，讓觀眾癡狂沉迷。
她在影片中唯一的低谷，是寫了篇文章被網友刷惡評，就像我們的同行大多數時間經歷的那樣。她的自我厭惡與內省，也遠沒有《倫敦生活》里的Fleabag兼具趣味和深度。虛浮的挫折漂在水面，輕飄飄的。
她沒有脆弱，也沒有軟肋，更沒有怯懦，于是她變成一種被群體膜拜的符號。
有情緒性的高分好評，就會有情緒性的低分差評。
有人說《好東西》是豆瓣小紅書特供電影，是同溫層關起門來的狂歡，是上海特色女性主義，是一線城市小資共同體的春晚。電影雖不斷露出卡羅琳·克里亞多·佩雷斯的《看不見的女性》(Invisible Women)，但聚焦的依然是早就被看見的城市精英中產。
如今的輿論場上，一旦對這部電影有了質疑的聲音，就會被網友指責立場問題。敢說《好東西》不好，變成一件異常考驗勇氣的事，人們恨不得先驗明正身，再小心發言。
幾乎在每篇吵架的帖子下面，都能看到“你不喜歡這個電影=你是男的=你厭女”的邏輯推演，圍繞影片內容的討論，也變成了非黑即白的“猜性別游戲”，逐漸滑向了另一種極權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用魔法打敗魔法。
“好東西是給好東西看的”
“我用了0.000001s就猜出了博主性別，你也來試試吧”
“原來是男的，那沒事了”
“女的還這么說，獎勵你以后生八個”
如果一味拒絕所有提出質疑的聲音，那這又和我們反抗的父權有什么區別呢。
事實上，我和王鐵梅一樣都是外地人在一線城市北京/上海當北漂/滬漂，一樣都需要租房子，甚至我們的職業都一模一樣，都是寫公眾號的女人。
我當然十分欣賞王鐵梅。但我無法真正相信這樣的人和故事，真實存在在一個需要每個月對著房租數字和銀行余額發呆的世界。
導演說這是一場女性童話，可是走出影院之后，童話不能解決實際問題。
這部電影好不好，或許和觀眾身處一線二線三線四線城市都沒關系，關鍵在于，你是否相信這個童話？
如果你選擇不相信，那你就會覺得輕佻，虛浮，不接地氣。
如果你選擇相信，就會覺得輕盈，舒適，像回到了子宮里。
現實世界也不會因為童話改變運行軌道，《好東西》也不過展示了平行世界的一種可能。
就像小紅書網友，把批評這部電影的女性掛出來審判，但算法控制下跳出的下一篇帖子，依然是“163cm55kg算不算太胖了”。烏托邦固然美好，但我們確實活在殘酷丑陋的現實里。
我們當然要支持女性導演上桌，我們當然也要給予女性導演最廣泛的寬容度，我們當然要和一切父權電影的爹味唱反調，讓越來越多的女性導演去從老男人的手里搶奪話筒和攝影機。
在大部分國產電影很難通過“貝克德爾測試”（Bechdel test）的現實情況下，《好東西》的出現，在立場角度異常彌足珍貴，讓千萬女性感慨“原來你們男的看電影這么爽”。
電影只有滿足貝克德爾測試的三個條件才能被稱為女性敘事：條件一，電影中必須出現兩個女人；條件二，這兩個女人有交談；條件三，她們談論除了男人以外的話題。
當然，沒有任何東西經得起挑剔，但我們更希望，國產女性電影能更言之有物，俯下身去，把鏡頭放低一寸，看看那些黃浦江外的人們。
根據“貓眼”的數據顯示，“想看本片”的用戶畫像中女性占比超過80%，尤其以20~24歲年輕女性居多。一部賣出了目前接近4億票房的電影，即便挑出再多毛病，也必須要承認她做對了一件事——她拍出了那一半每個月要流血的人壓抑了幾千年的憤怒，大聲呵斥了那些在街邊撒尿的有毒男人。
既然《教父》是男性的電影圣經，《古惑仔》是男性的教科書爽片，《聞香識女人》是男人一生必看。那女性創作者必然也可以創造出屬于女性的金句爽片。
但在爽片之外，是否還能冷靜下來，看看真問題與真困境？
《巴黎評論》在1956年采訪波伏娃的時候問了這樣一個問題：你從來沒創造過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、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彰顯《第二性》主旨的女性角色，這是為什么？
波伏娃回答：“我在小說里寫的是女性在現實中的樣子——矛盾重重的人，而不是她們應該成為的樣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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